大宋王朝能否破遼，以雪“城下之約”之恥，唯有另辟新徑。忽一日，有探子來報，在大遼國東北方有一個新興的女真族部起事，雖然他們勢單力薄，但驍勇強悍的銳氣，已經(jīng)引起大遼國恐慌。如若北宋能夠聯(lián)合金人（女真族統(tǒng)稱）一起抗遼，必將會大獲全勝。
王安石、司馬光這兩人，一度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，卻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死敵。他們圍繞著熙寧變法明爭暗斗多年，最后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。假如他們看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恥的慘劇，司馬光會不會責問王安石：這都是你惹的禍！而王安石又會不會責問司馬光：為什么不支持變法圖強？
“青苗法”的智慧
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、參與者、助手、學生和繼承人，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。只有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。這本身就是特別富有戲劇性、特別耐人尋味的一個現(xiàn)象。在當時的情況下，根本就是這些元老重臣們，將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。因為，所有這些人全都語重心長地告誡皇帝，要他愛民養(yǎng)力，要他布德行惠，要他選賢任能，要他疏遠奸佞，要他持重安靜，要他恪守祖宗成法。唯獨沒有人告訴他：眼前已經(jīng)快要過不下去了，怎么辦？泱泱華夏該如何重振雄風？怎么樣讓我中原大國揚眉吐氣？沒有人能夠告訴他、甚至愿意和他討論所有這一切，只有王安石和他想著同樣的問題。在這樣的情勢之下，剛剛二十歲出頭的神宗皇帝還有可能做出別樣的選擇嗎？
可以說，當時王安石的觀點，在理論上顯然是正確的。不增加稅賦而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，早已為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所證明，加快資金周轉(zhuǎn)速度等皆屬此類。事實上，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類似的一個相當高明的方法。據(jù)說，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創(chuàng)，最開始時，是陜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當?shù)剞r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。
據(jù)當代歷史學家研究推測：當時，帝國農(nóng)村盛行高利貸，事實上已經(jīng)成為農(nóng)民破產(chǎn)、土地兼并的一種形式，對帝國的危害不言而喻。因此，當青黃不接的時候，由政府貸款給農(nóng)民，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，收獲之后連本帶利即行歸還。由于此貸款以田中青苗為信用保證，所以，稱為青苗法。
因此，用此方式扶助農(nóng)桑，應該是功德無量的事情。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說：令人驚異的是，早在九百年之前，王安石就已經(jīng)懂得：可以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刺激經(jīng)濟的成長。王安石其他與經(jīng)濟有關的變法，如設置三司條例司、均輸法、方田均稅法、保馬法等，其基本經(jīng)濟思想大體來源于此。這種采用金融調(diào)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，其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過。用臺灣作家與學者柏楊的話說，則為：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。
顯然，王安石的經(jīng)濟思想比司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。然而，這正是事情的不幸與悲劇所在。
司馬光在財政、金融與其他涉及到經(jīng)濟學方面的知識與王安石比較起來差距不小。然而，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，如果說對數(shù)千年帝國政治與社會運行的機制與原理的深刻洞察力與了解的話，王安石比起司馬光來，其差距稱得上是望塵莫及。司馬光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反對，正是建立在對于帝國歷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之上的。這使他的反對，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與令人敬畏的力量。
變法之后的社會災難
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是以國家壟斷經(jīng)營的方式，開啟了與民間爭利之門。以司馬光的品格與學識，他不可能不反對這種做法。于是，正如王安石所說：從始至終，沒有改變反對變法的態(tài)度的，只有一個司馬君實。信哉斯言，否則司馬光就不成其為司馬光了。
司馬光的思想與方略忠實繼承自漢文帝與漢景帝。
在帝國政治結(jié)構(gòu)之下，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，而是官。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與官吏能夠不生事，不擾民，能夠清凈無為；只要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，讓他們守住職責不亂來，從而官安其位，民樂其業(yè)，那么，中國人就會像變魔術(shù)一樣，生產(chǎn)出無窮無盡的物質(zhì)財富與精神財富。
我們無法知道，在司馬光的內(nèi)心深處是否有這種擔心：官吏們借變法之機，如虎狼出籠一般糟蹋百姓。但是，不管起初他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反對變法，到后來，他成為堅定的反對派領袖，這個因素肯定發(fā)生了重大作用。原因是，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漸次展開，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。
以青苗法為例。陜西地方官推行時，效果不錯；王安石擔任地方官時，在自己治下地區(qū)實行時，也一樣大受歡迎。因此，王安石相當有信心地在全國推行。誰知，結(jié)果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，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大面積的災難性后果。
對于王安石來說，加倍不幸的是，變法開始后不久，全國各地就連續(xù)數(shù)年旱、澇、蝗災不斷。受災面積既大，災害烈度亦強。致使遍布全國的地方官員立即變成真正的虎豹豺狼，在他們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，受災農(nóng)戶紛紛傾家蕩產(chǎn)，賣兒賣女賣妻子的情況層出不窮。而且，富裕之家更加成為官吏們鎖定的對象，迫使他們破財免災，或者破產(chǎn)、出逃。由此引發(fā)的后果成為十足的災難。
均輸法與脫胎于平準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，則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商業(yè)者的打擊。原本立足于平抑物價、抑制大商人重利盤剝的新政策，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、貨源、價格，甚至批發(fā)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，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，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口。于是，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，其后果當然不難想像，致使城市工商業(yè)開始凋零。從時人記載和蘇東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，全國城市商業(yè)與市場一時間相當萎縮而蕭條，社會開始出現(xiàn)動蕩不安的局面。
司馬光與王安石決裂
在這種情勢下，帝國管理階層出現(xiàn)的最顯著變化，就是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。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，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，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，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。他們當中的很多人，曾經(jīng)在王安石執(zhí)掌大權(quán)之前，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極大幫助。
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況下，王安石相當冒失地啟用了一大批新新人類。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時日不長，聰明、熱情、渴望建功立業(yè)、沒有沾染官場習氣，這是他們最重要的長處。但是，他們?nèi)鄙匍啔v，沒有經(jīng)驗，很少受過生活與人品的考驗，因此，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，一旦把持不住，便特別容易由急功近利，一變而為投機取巧，再變則為不擇手段，從而墮入下流，變得為人所不齒。
翻檢當時與后世的文獻資料，很難找到證據(jù)證明司馬光、歐陽修、蘇東坡、蘇轍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，甚至包括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在內(nèi)，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、大貴族的利益，或者是過于保守、僵化等等。從資料中判斷，元老重臣中確實有那種保守到了昏聵地步的情形；但是如上述司馬光、蘇東坡、蘇轍和黃庭堅等一干人，正值人生事業(yè)巔峰之際，他們冒著與年富力強的皇帝對著干，從而可能喪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風險，而反對變法，怎么樣猜想也一定應該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對。否則，便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代與后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。
在他們保留下來的文獻史料中，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大量記載著他們憂慮的文字，其中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痛苦掙扎的情形。比如，作為變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時，為了逃避供養(yǎng)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，民間發(fā)生了不止兩三起自殘事件，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。 一般來說，只有這種來自民間的呻吟，最容易使這些具有社會和文化良知的文人們激動起來，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留在歷史與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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