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魏晉與波斯的貿易關系
公元226年，安息王朝被推翻，波斯薩珊王朝建立。該王朝不斷發(fā)動對外征服戰(zhàn)爭，向西羅馬帝國、東羅馬帝國先后宣戰(zhàn)，其領土擴展至兩河流域，控制了波斯灣的出�？�；向東擊敗貴霜帝國，將印度西北及里海以南的廣大地區(qū)納入其版圖。因而，波斯不但控制了“中國通中亞細亞、西亞和拜占庭的商隊往來要道，”而且“又將近東、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上之間貿易也攫歸自己掌握。”波斯在地理上控制了陸、海絲綢之路后，為獲得轉口貿易的充足貨源，便積極遣使來華，發(fā)展與中國的通商關系。據(jù)中國史書記載：從北魏太安元年（455年）到西魏廢帝二年（553年），波斯使節(jié)來中國通使不下十余次。北朝對發(fā)展與波斯的貿易關系也很重視，公元525年，波斯遣使貢獻獅子一頭，北魏特在洛陽城為其修建一庭院名為獅子坊。北魏獻文帝時還曾派使臣出訪波斯，贈送給國王庫思老一世天青色刺繡錦袍等物品。
北朝與波斯民間貿易規(guī)模也很可觀。河間王琛任秦州剌史時曾委托商人到波斯為其購買名馬數(shù)十匹。官方用馬由商人代購，且一次販運大型動物數(shù)十匹，由此可見兩國貿易發(fā)展之一斑。
波斯除通過陸路來北中國外，還憑借強大的海上力量泛海至南中國。中國史書稱域外船舶“以波斯舶最大”。梁中大通二年（530年）波斯使臣來獻象牙。
這一時期，中國輸入波斯的商品除傳統(tǒng)的絲綢、鐵器外，紙張出口逐漸增多，自公元3世紀，波斯薩珊王朝的文書已開始用紙書寫了。近代以來在我國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及海陸空絲綢之路相聯(lián)系的廣東省東英德、曲江等地區(qū)先后出土了不少波斯薩珊銀幣，其中有一部分屬于公元3到6世紀時流通的貨幣，為這一時期中國與波斯貿易興旺的狀況提供了有力的佐證。
二、魏晉與南亞的貿易關系
這一時期，印度仍然是小國林立的狀態(tài)，境內分布著數(shù)十個國家，中國史書統(tǒng)稱為“天竺”。公元4世紀興起于印度北部的笈多王朝與中國沿絲路往來頻繁。史載，公元381年，笈多王朝遣使到前秦的都城長安“獻火浣布”等物。北魏時，笈多王朝曾5次遣使到魏都洛陽，進貢駿馬、金銀、佛像等禮品，從中國獲得絲綢等回贈品。公元425年，笈多王朝遣使自海路來到南朝都城建康獻金剛指環(huán)等物。劉宋元嘉五年（428年），笈多王朝又遣使來華，送來金剛指環(huán)、摩勒金環(huán)等寶物和赤白鸚鵡各一只，并上表宋文帝說：“大王若有所須，珍奇異物悉當奉送，……愿二國信使往來不絕。”表達了笈多王朝愿與中國發(fā)展通商關系的強烈愿望。
此外其他天竺小國，如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國、烏萇國，中部的拘薩羅國等都曾多次遣使來華，開展朝貢貿易。《宋書•黎國傳》、《梁書》中都記載：梁武帝時，有天竺國遣使奉獻多種香料，并上表要求“二國信使往來不絕。”南亞島國師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與中國關系也十分密切，據(jù)《南史》記載，師子國自東晉義熙初年（405~428年）“始遣使獻玉像”，后又于宋元嘉五年（428年）、十二年（435年）及梁大通元年（527年），“遣使奉貢”，并上表稱“雖山海殊隔，而音信時通”，說明兩國關系亦較密切。
比官方貿易更為興盛的是民間貿易，早在三國孫吳時期，已有天竺商人來通商并定居于中國。如著名高僧康僧會，史載“世居天竺，其父母商賈，而移居交趾”。到東晉時，來華貿易的天竺商船，不僅大量見諸于沿海港口，而且還有深入中國內河、內地的。《僧傳》中記載：東晉時，曾有5艘天竺商船沿長江上溯至江陵開展貿易活動。中國與天竺間商船往來相繼，故當時西行印度求法的東晉高僧法顯歸國時，搭乘商人大船，船上載有數(shù)百名往來中印貿易的商人，由此可見中印海路貿易繁盛的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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